徐行 司文君
《周恩来书信选集》收录了周恩来1918年4月至1975年7月间,写给党内外、国内外人士和亲朋故友的书信共300封,约34万字。这些书信,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内容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统战、经济、文化、外交等,记录了周恩来同党内外同志、亲属、故旧及国际友人的交往。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本书信选集中有相当多的是给国民党人、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信件,占了近一半的篇幅,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和光辉实践。
一、《周恩来书信选集》中与统战相关的信件
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收入了一批周恩来关于统战方面的书信,按照时间和重大历史事件划分,其核心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书信
《周恩来书信选集》共收入周恩来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做的各种努力内容的书信4封,时间跨度是从1924年到1927年。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此后不久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5月他给时任广东省兴宁县县长的罗师扬去了两封信,对东征中的一些工作提出处理意见。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前,周恩来还致信汪精卫、蒋介石等就东江行政会议即将召开问题做了通报,周恩来提出“定于2月20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属各县长、各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反映了周恩来在统一战线中注意团结社会各界力量的主张。
(二)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书信
《周恩来书信选集》共收入周恩来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大量工作的书信76封,时间跨度是从1937年到1946年。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周恩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做了许多努力,1937年2月24日周恩来专门致信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就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提出自己的主张。信中指出,“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表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尽早建立,当周恩来通过报纸得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有联俄意愿时,便写信表达希望两党重新合作的愿望。周恩来在信中谈到:“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以书信的方式与国民党要员、与民主党派人士、与文艺界、新闻界朋友建立了广泛联系。他这个时期的书信对抗战的宣传报道、抗战的文学作品、抗战期间粮食衣物补助、抗战家属安顿以及联系国外爱好和平人士均有涉及。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还注意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4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欢迎他们来延安参观,同年7月15日他致信毛泽东,告知爱泼斯坦这一天要来会谈,并提出请毛泽东托爱泼斯坦致谢孙夫人及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所有同人。
(三)关于争取和平,团结民主人士一起建设新中国的书信
《周恩来书信选集》共收入周恩来1946年到1949年的书信62封,其中1946年这一年的信件就有34封,占到一半多数,真实再现了周恩来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做的大量工作。
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书信中有对国民党破坏和平阴谋的揭露,有对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争取,有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安置与保护,充分反映了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和策略。如1946年5月20日至5月23日他分别致信张君劢、黄炎培等以及蔡廷锴、彭泽民,提出“以披发撄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各方一致合作向所信迈进”“扭转危局端赖一致努力”等正确主张。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在致邓文钊、萨空了、刘思慕、千家驹等民主人士的信中,首先对他们所做的谋取和平的工作予以肯定:“知兄等对民主运动及文化工作极尽贤劳。《华商报》《自由世界》《经济通讯》《民主》等报刊,在诸兄努力之下,成就甚大,至为钦佩。”又指出当前仍需为谋取和平民主而努力:“东北停战迄未实现,而全国内战危机仍严重存在,关键不仅在东北一隅之进退,而主要在当局之根本决策必须变更。此即吾人所须悉力争取之目标,亟待各方面配合进行者也。”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受党中央重托,周恩来已经把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筹建新中国和人民政协中来。他首先考虑到要积极争取和尽力保护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与共产党一起参加人民政权的筹备和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特别提到:“时局一旦突变,不仅我党在外工作者必会分途设法回各解放区,就是民盟及进步分子亦必分批的向各解放区输送,以免遭国民党之毒害。”他还对如何保护和安置民主人士提出具体意见。
(四)关于新中国建立后统战问题的书信
《周恩来书信选集》收入周恩来1949年到1975年的书信较多,由于这段时期周恩来身兼政府总理、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外交部长等要职,其书信涉及到国防、外交、经济建设、科教文卫事业、亲属问题等各个方面,涉及统一战线工作的信件有所减少,但仍可以反映出周恩来的统战思想与统战技巧。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仍负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50年7月3日他致信中南局并河南省委,指示他们“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委员的任命名单中,可考虑增提党外的副市长一人。”1951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华东局的领导人饶漱石和张鼎丞,提出原民国时期海军将领陈绍宽可来京列席政协会议。1952年8月15日他致信达赖喇嘛,明确表示“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进行工商业及其他有利于人民的建设,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确定政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循着这一政策,因为这是符合西藏僧俗人民的愿望和祖国利益的。”反映了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方面的主张,这也是党的统战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一贯注意团结和帮助知识分子,很好地执行了党在文化领域的统战政策。1955年1月5日,周恩来写信给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积极鼓励她说:“愿你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1957年11月,周恩来还介绍京剧演员程砚秋入党,他在程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如下意见:“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可见周恩来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有正确客观的认识,并帮助他们思想进步。
二、周恩来统战书信的重要历史作用
仔细研读周恩来的相关书信,其杰出的统战思想、高超的统战艺术、成功的统战实践、不朽的统战业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党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在帮助国民党建立驻欧支部、领导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东征和北伐等重大事件中,均忠实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为联系各方爱国人士、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恩来为争取实现和平、为团结民主人士一起创建新中国不懈努力。这些历史功绩和统战思想与统战艺术从他民主革命时期写的几十封书信中,可较清晰地反映出来。如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间,周恩来几次致信蒋介石,希望其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又如为联络社会有影响人士一同抗战,1936年5月15日他致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校友和学生身份期望“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
在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前期,为和平民主建国,周恩来联络各方人士希望能实现和平民主,其中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的通信占到绝大多数。如有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蒋光鼐,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雷洁琼等。
(二)为建设新中国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积极争取、大胆使用
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和智慧不仅在促成国共两次合作中得到深刻体现,还体现在他为建立新中国而对民主人士的积极争取和大胆使用中。如1949年5月31日,周恩来致信李济深,已电告杭州军管会谭震林同志派员前往浙江医院探视吴先生病状,“并送致医药费,俾便购买药品及住院治疗。”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担任了国家副主席,每一次出国访问甚至每一次从上海来北京,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如1952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将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周恩来亲自为她修改了演说稿,并两次致信说明修改情况,请她“看是否用得,”表现了对宋庆龄的尊重。
为了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中来,周恩来先后写信邀请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回国,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妥善的安排,其中包括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老舍和冰心等著名科学家和作家。周恩来把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积极争取和团结他们,对他们充分信任,大胆使用。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最好明日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表现出其对科学家的重视。
(三)尊重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尽力帮助和保护
重读《周恩来书信选集》,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他的统战艺术和智慧。周恩来给各界人士的信中,表现出为人谦和,彬彬有礼的风度。周恩来给老师、给尊长、给社会名人等写信的开头均用尊称,信末一定附上寄语与祝福。如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中,开头有时尊称“亲爱的夫人”,有时尊称“庆龄先生”,信末多写“敬颂大安”,有时还写“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表达了对宋庆龄的尊重与敬意。周恩来与郭沫若的书信往来较多,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其通信中总以“兄弟”相称,内容不仅涉及工作方面,也问候近来状况与生活情况,言语亲切诚恳,表现出一种尊重的态度。
“反右”和“文革”给国家、给人民、也给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困境中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予关心和保护,帮助他们渡过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难关。在“文革”中,周恩来还尽力保护了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等著名知识分子,力图为国家的科技文教事业保存骨干力量。他还为保护民主人士做了很多的努力。如1969年5月4日他致信人大、政协军代表,明确提出:“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
三、周恩来统战思想与实践的现实启迪
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卓越领导人。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和研究。认真研究周恩来这些珍贵的书信是我们了解周恩来成功的统战实践、学习周恩来杰出的统战思想的一个很好角度。
周恩来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原则,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所展现的统战思想和实践、周恩来的统战艺术和智慧,对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
当前,我们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需要继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需要执政党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处理好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更需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仔细研读周恩来的原著和书信,认真学习和积极吸收其统战思想的精华,学习和弘扬周恩来的团结与协商精神,进一步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一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