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传世著作极少，却培养人才无数。其中不乏名满天下者——陈省身将自己从事几何研究归因为他的教导；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回国专程拜会他，因为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就喜欢听他的课，更钦佩他高尚的人格。他就是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姜立夫。

　　姜立夫1890年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属苍南县)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因为家庭的影响，他自幼便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姜立夫在杭州高等学堂尚未毕业，便考取了难度极高的第二期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同榜之中，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等日后都成为学术界极富盛名的大师。在美国期间，姜立夫的学术之路走得顺风顺水，他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1916年便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综合性的现代科学期刊《科学》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形学歧义》，首次向国内介绍了射影几何学。1918年，姜立夫受聘为哈佛大学助教，担任W.F.奥斯古德教授的助手。1919年，年仅29岁的他获得哈佛的数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二位数学博士。

　　如果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前行，姜立夫也许会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数学大家。但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姜立夫的人生注定要与祖国的数学教育事业休戚与共。1919年10月，养育姜立夫成人的大哥英年早逝，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需要抚养，在事业与亲情之间，姜立夫选择了后者。

　　早在回国前夕，姜立夫就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担任南开大学算学系主任。当时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只是一个空壳，既无讲师又无助教，是名副其实的“一人系”。作为唯一的教授，姜立夫一个人承担了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复变函数论、高等几何(包括n维几何)、微分几何等所有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他还兼任理学院的公共数学课教师。直到1925年，学校才增聘数学史研究者钱宝琼为教授。即使这样，姜立夫一人讲授七八门主要课程的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南开大学还是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少，教职人员更少，姜立夫拿到的薪金也比其他学校微薄，但他却毫不在意，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教学之中。

　　1925年，南开大学算学系已初具规模，经学校同意，姜立夫接受了厦门大学邀请，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一年。在厦门大学算学系期间，他精心安排教学计划，并指导购置大量书籍。他为厦大算学系播洒的汗水日后也得到了丰厚的收获——厦门大学数学系渐渐成为南方的数学教学和科研中心，并走出了陈景润等著名的数学家。追根溯源，姜立夫劳苦功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大因教育经费拖欠，教育质量受到影响，数学系连学期考试都形同虚设。1931年，姜立夫推荐自己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生江泽涵赴北京大学任教。他对江泽涵的教学工作悉心指导，并要求他务必严格训练学生，“等到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高年级学生，你才可以教一些拓扑学。”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北大数学系渐有起色。

　　姜立夫不仅数学功底深厚，国学底蕴同样过人。正因为这样，他的授课风格既有传统文化中“庖丁解牛”的精细，又有西方课堂中的自由活泼。据他的学生回忆，姜立夫上课，只带一张写了提纲的日历纸。他讲课条理清晰，板书整齐。讲到极有意思的地方，会忽然双脚并拢，喊出一声“All  right！”学生们被这样的课堂氛围感染，学习数学的热情极大提高。他的学生、后来曾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吴大任原本在物理系就读，因为喜欢姜立夫的课而专攻数学，后来成为了数学大师。据吴大任回忆：“他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着学生寻幽探胜……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

　　解放后，姜立夫又担任了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数学系筹备小组成员。他认为数学研究工作注重思维与演绎，需要更多从文献资料中借鉴他人的方法与成果。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中山大学数学系建起了当时较为完备的资料室。

　　教学工作之外，他还作为主要参与人参加了“新中国数学会”和“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这两个团体的成立对团结数学工作者、改变中国数学界学术研究的落后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姜立夫的一生，不波澜壮阔也不石破天惊，却为中国数学教育和数学发展事业鞠躬尽瘁。他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九大圣人”之一，也被《中国大百科全书》誉为现代数学在我国最早和最富有成效的播种人。(作者：张晓磊，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